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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經濟體系在“十二五”期間將進入從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轉向工業現代化加速的階段，因勢利導，加速工業化的現代化進程，創新技術，提高效率，保護自然環境成為了新的工業化發展的方向。

　　 防止氣候變暖以及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一國發展繞不開的主題。

　　 人類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資源的生產率。從這個角度看，低碳經濟革命的實質，是從傳統的勞動生產率時代進入到未來的資源生產率時代。

　　 今天，制約人類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已經從勞動力轉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氣容量這樣的自然資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產率，將是未來幾十年經濟創新的主要任務。

　　張平 劉霞輝

　　發展和轉型并重的關鍵時期

　　 “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階段，向著中高收入經濟體系邁進。從國際經驗看，邁向中高收入體系后既面臨繼續大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是轉型的關鍵時期。國際經驗表明，若發展戰略不能及時轉型，經濟將面臨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的風險，從而使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處于停滯徘徊期（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高速趕超，形成了政府積極動員資源、企業低成本競爭、政企相互促進的一個獨特的工業化道路，極大地將中國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取得了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激勵了中國工業化的大發展。然而這一增長機制隨著城市化和國際化的加速，逐步受到挑戰。要素價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會保障體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競爭的工業化機制不可持續的特性凸顯出來。

　　 經濟轉向穩定均衡的增長。

　　 中國過去30多年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提升了中國國力和人民生活，也帶來了結構壓力、發展的不平衡和嚴峻的環境等多方面的挑戰，如繼續沿著原有的機制、軌道高速增長，就沒有調整結構和解決發展不平衡的余地，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加大。必須用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中國當前的工業化水平遠超過GDP相當時期的發達國家和現在可比的任何國家，但城市化水平則普遍低于可比的同類國家水平。提升空間集聚水平以此牽引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仍有很大的余地，“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仍處于高速增長階段。但由于外部沖擊、結構轉換摩擦、市場機制不完全、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的社會壓力等，都會挑戰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需要加快空間合理配置、結構和機制轉換，才能以可持續的方式保證高增長。

　　 “十一五”規劃已經為空間均衡、結構和機制轉換鋪墊了基礎，如主體功能區的規劃，服務業提升，創新投入和生態資源指標都旨在通過目標牽引來轉變發展模式。由于強烈的外部沖擊，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不斷被挑戰，使得發展模式轉變舉步維艱，迫使我們在“十二五”期間更要加大發展模式的轉換，以空間均衡配置和產業結構優化并舉的方式推動發展模式的轉換。

　　 從工業化中后期轉向工業現代化加速期。

　　 我國現在的基本經濟國情已經從以前的農業經濟大國，轉變為工業經濟大國，工業占GDP的比重接近50%，成為了世界制造的大工廠。以要素投入驅動的工業化的規模擴張，以引進設備或模仿方式進行的“干中學”技術進步演化的投入產出收益在急劇下降，工業化也步入了中后期。但按照工業現代化的效率、結構（指技術先進性、信息化、國際化和管理現代化）和可持續（能耗、排放等）指標來衡量，則仍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參閱《中國工業化藍皮書2009》的指標體系和行業評分）。我國經濟體系在“十二五”期間將進入從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轉向工業現代化加速的階段，因勢利導，加速工業化的現代化進程，創新技術，提高效率，保護自然環境成為了新的工業化發展的方向。

　　 政府主導轉向市場配置資源。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積極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是我國“十二五”期間的一個重要任務。中國改革開放3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也應該看到，中國很多層次的體制矛盾也凸顯出來，市場作為基礎配置資源的機制始終沒有理順，要素價格扭曲，妨礙了資源的節約使用，激勵了低成本的競爭，產能過剩都與此相關；而行業準入和壟斷問題也困擾著市場機制的發揮，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影響了中國的城市化步伐；而社會福利體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嚴重，導致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擴大，并影響著要素的流動。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抵御外部沖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更具有彈性空間，為政策運用提供體制空間。“十二五”期間不但要對傳統體制進行改革，消除影響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體制機制，而且要面對新形勢、新階段，推進更為豐富的體制創新活動，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社會需求。

　　 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最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轉型，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這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很大的轉型力度，只有政府轉型成功才能理順市場和政府干預的摩擦，而且也才能滿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質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政府體制的改革要有一個更為系統的規劃，逐步通過財稅等改革激勵政府轉型。

　　 我國經濟發展轉向經濟與自然均衡階段。

　　 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約束越來越強，在“十二五”期間全球化過程還會加速，中國國際貿易、金融等摩擦在不斷加劇，中國提出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主張，但直接面臨著國際上相應的約束，成本正常化，污染限制等直接約束了中國出口導向的戰略發展。

　　 國內改革開放后長期忽視的環境保護和資源消耗過大問題直接威脅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這種高消耗的粗放式經營易受到國際價格波動的沖擊，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社會和生態的空間均衡成為了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會有效地約束著中國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

　　 維護社會穩定、建立和諧社會道路依然艱難。

　　 從全球的發展經驗看，進入中高收入階段，需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除經濟社會中的很多不平衡因素，才能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社會和諧發展。“十一五”期間，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要清楚地認識到，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人們對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訴求提高了，城市化加快了人口、土地等資源要素的流動，也對政府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維護社會穩定、建立和諧社會道路依然艱難。

　　低碳經濟是繞不開的發展主題

　　 “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將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危機之后的“新常態”，二是全球金融監管與貨幣體系改革，三是低碳經濟發展。

　　 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將降低全球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全球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進行調整，世界經濟會進入一個相對緩慢的增長期，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其潛在增長率（或趨勢增長率）都會下降一到兩個百分點。這樣一種態勢可能會維持在整個“十二五”期間（即未來5年）。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二戰以后的25年是整個全球經濟的黃金增長時期，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5%。而從上個世紀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到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基本結束這個階段，西方經濟出現了困擾他們多年的所謂經濟滯脹，世界經濟平均增長只有3%左右。從進入新世紀到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的這個階段，全球經濟又恢復了強勁的增長，2000~2007年，全球年平均增長率達到4.12%，而2004~2007年的平均增長率又接近5%（4.91%）。全球經濟2010年的增長水平預計為3%，是西方發達經濟體滯脹時期的水平。盡管2011年之后的增速可能會有所提高，但達到危機之前的水平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

　　 從全球經濟結構角度，會出現一個經濟的再平衡過程。這個再平衡早在進入新世紀以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真正進入再平衡的調整則是在危機過程中以及危機之后。危機“迫使”一個本來早該進行的調整過程成為現實。畢竟，再平衡意味著增長動力的轉換，而這種轉換過程是相當痛苦的。這是對過去較長一段時間的增長方式的揚棄，甚至是一場根本性的轉變，這需要體制機制的轉換，需要政府、企業、個人三者都來重新適應這種變化。因此再平衡是相當困難、耗費時日的。并且，這樣一種增長動力的轉換，在短期內還會導致增長速度的放緩。

　　 如果發達國家的經濟減速持續下去，那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也無法恢復危機前的水平，因為沒有足夠的需求來吸收其產出的應有增長。當然，個別發展中國家或許能夠避免增速的下降，但從數學角度來看，事實很不幸：不可能所有國家的市場份額都增大。如果對發達國家經濟前景的預測比較準確無誤，那么許多發展中國家將成為受害者，其經濟增速將大幅下降。

　　 貨幣體系變革的沖擊。

　　 次貸危機的爆發直接沖擊全球金融體系，各國政府聯合干預，避免了大蕭條式的危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必然要付出代價，一個重要的代價就是發達國家量化式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了發達國家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貶值，后發國家成為了發達國家套利熱錢直接沖擊的對象，因此加快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變得迫在眉睫。

　　 國際貨幣體系面臨的變革有：1）發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相對力量發生了變化，這要求國際貨幣體系也要反映這種變化。按PPP（即購買力平價）衡量，新興市場經濟體占全球產出的比重，從1980年代的36%，上升到2009年的46%，上升了10個百分點；并且，預計到2014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規模將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達到51%。這些變化，在IMF投票權中并沒有得到反映，因此亟待變革。2）美元霸權可以看作是本輪次貸危機以及過去多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層原因，因此，如何改變美元霸權地位也成為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容。3）低碳金融將會正式登場，成為貨幣體系中的又一交易品種，更可能成為未來貨幣體系的一個重要標的物。

　　 全球金融危機使金融監管可能面臨的變革有：1）加強金融監管下的去杠桿化過程。此次金融危機至少給了美國這樣的教訓：要防范金融風險，須防止杠桿率過高。“去杠桿化”與加強金融監管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而這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逼迫”美國居民儲蓄率有所提高，消費率有所下降。2）美國也應接受國際組織的監管，其金融業的擴張將受到一定的抑制。3）跨境資本流動的協調監管。這樣有利于控制熱錢的流動，特別是防止一些資金進行監管套利，即從一個監管較嚴格的地方流向監管較松的地方獲利。而加強跨境監管的協調與合作，就能夠有力地打擊監管套利，防止它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

　　 低碳經濟意味著需要徹底改變工業化以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防止氣候變暖以及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一國發展繞不開的主題。從全球范圍而言，世界經濟應從高碳排放的工業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生態文明轉型；就中國而言，這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盡管在這個問題上，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以及發達經濟體內部（如歐洲與美國）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從而難以達成全面共識，但是有一點必須認清，那就是低碳經濟逐步成為一個道德制高點。從制度安排、治理架構以及民間運動等各個方面，都使得對全球氣候變化以及低碳經濟問題不得不予以正視。我們可以強調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發達經濟體對環境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以及在低碳發展目標與路線圖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未來經濟發展必將面臨這樣一個“綠色約束”卻是共識。

　　 人類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資源的生產率。從這個角度看，低碳經濟革命的實質，是從傳統的勞動生產率時代進入到未來的資源生產率時代。工業革命開始時，經濟發展的主要稀缺因素是勞動和資本，因此經濟增長需要通過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大幅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事實上，過去200多年來的工業革命就是以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幾十倍為特征的。今天，制約人類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已經從勞動力轉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氣容量這樣的自然資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產率，將是未來幾十年經濟創新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低碳經濟也意味著轉變消費觀念，提倡綠色消費，即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消費。

　　 低碳經濟以及相關的節能減排設備與技術的出口，將可能成為發達經濟體新的增長點。低碳經濟，對于那些有著能源比較優勢的國家，特別是能夠生產低碳能源的優勢（這在以前并不受重視），將會成為高度競爭的全球化市場上新的比較優勢。而較早倡議節能減排的歐洲，在相關技術設備出口方面也將具有優勢，從而形成新的增長點。相對而言，發展中經濟體，出口的比較優勢往往是高能耗低勞動力成本，那么，面臨低碳經濟條件下的碳關稅（CarbonTariff，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問題，將是一個較大的限制，會提高出口成本，影響貿易收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