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综合高清-a视频-高清全高清-国产黄a三级三级三级70年后|www.whhswh.com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產生大量不穩定因素的過程。舊的矛盾沒有得到解決，新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日益增加。近年來，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社會沖突激化，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明顯增多，群體事件中更出現多起無直接沖突事件。從農村失地農民、城市拆遷戶的抗議，到各地出租車司機的罷運，再到教師罷課、工人停工，社會沖突在強度和廣度上大有擴散的趨勢。2008年社會沖突事件數量明顯上升，2009年，這一勢頭似未得到有效遏制。

　　經濟危機更為現實百上加斤。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在情況發生改善一段時間之后出現突然的經濟倒退，會引起人們最大的不滿，因為人們的預期提高而實際經濟卻已衰退，心理落差巨大。經過了多年令世界矚目的經濟高增長的中國社會，在經濟危機面前，將因經濟停滯甚至倒退而面臨更大的政治社會風險。一些海外媒體甚至認為中國2009年將發生大的社會動蕩，一些敏感的時間點被認為有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中國的執政者也把2009年視為社會穩定的敏感時期。中央綜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中央綜治辦主任陳冀平認為：2009年將是各類社會矛盾碰頭疊加的一年。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經過30年的改革之后，已經進入社會沖突多發期，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現實。穩定一直是中國政治的重中之重，執政者奉行“穩定壓倒一切”。在如此嚴峻的內外環境面前，保穩定成為今年的主旋律皆在意料之中。但是，隨著社會沖突的多發和各部門維穩力度的加強，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該如何看待現在的社會沖突？加強控制力是不是必然能減少沖突？什么是一個社會真正的穩定？

　　學界的共識是，社會沖突并不必然導致社會不穩定。而在一個日益開放的國家，想得到真正的穩定，依靠計劃經濟時期的手段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維穩，必須要有新思維。

　　從強力控制和動態平衡

　　國慶、奧運會、“兩會”等所有重大日程期間，地方官員都高度緊張，因為一旦自己管轄的地區出現進京上訪人員，他們頭上的烏紗便有可能不保。地方政府門前出現示威靜坐，也是政績考核的一個污點。群體沖突、停工、罷運等事件都會讓地方官員膽顫心驚，因為穩定是最大的政治，而這些都被認為是不穩定的表現。努力把這些所謂的不穩定事件消滅在萌芽狀態，是地方官員的一項重要工作。長久以來，中國在穩定問題上都存在著泛化和擴大化趨勢，有著頑固的“寧緊勿松”的思維定勢。

　　改革開放30年之后，眾所周知，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利益博弈的時代。在體制變革、社會轉型的時期，社會中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處于非均衡狀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它們通過博弈進行利益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許多群體性事件，并不是政治事件或者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達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的無奈之舉。并不是針對政權的政治性活動，不會從根本上對政府統治造成沖擊。并非所有的社會沖突都具有政治性，特別是在當今社會，真正的政治性沖突少之又少。因此，不少學者認為，雖然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頻發，但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

　　穩定，是一種全局意義上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義上的穩定，而不應將社會生活中任何矛盾都視之為穩定問題。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本來只是一個正當的利益的表達，政府反應卻過大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社會矛盾和沖突將會是未來社會的家常便飯，是常規化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無論政治怎樣變化，很多社會沖突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常態社會的一個標志。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利益沖突是社會常規化組成部分。衡量一種制度、一個社會好壞的標準，并不是有沒有沖突，沒有矛盾和沖突的社會是不存在的，社會沖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協調和解決社會沖突的機制。這種思維是很多官員欠缺的。

　　不久前故去的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區別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治參與的程度，而在于是否達到了足夠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會控制。而在中國社會，社會控制也很有效，但這種有效主要來自于人治，而不是靠制度。這反而容易導致公平的喪失和不穩定性。

　　在政治學者看來，政治穩定可以劃分為強力控制型和動態平衡型兩種形態。強力控制型下的穩定可能會比動態平衡型穩定少發生社會沖突，但是，任何強力控制型的穩定都有其邊界和臨界點，一旦越過，社會將陷入動蕩。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是靠和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強力控制來保持穩定。而當中國日益開放和民主化，政治穩定也必將過渡到動態平衡型。相應地，執政者的穩定思維也應隨之轉變。在社會沖突敏感期，不僅需要執政智慧，更需要和社會發展階段相吻合的新的穩定思維。

　　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個國家，無論何種政治體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經歷過不同階段的社會沖突和抗議運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美的社會沖突和游行示威等活動非常多。如果政治體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會沖突和抗議運動往往變成政治進步的動力。政治體系沒有消化能力，社會沖突和抗議運動才可能導致政治社會不穩定。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塞在《社會沖突的功能》一書中甚至認為，社會沖突可以起到一種安全閥的作用，即，起到發泄釋放的通道的作用。

　　社會沖突也并不一定會影響經濟發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意、日等國的大規模罷工層出不窮，恰恰是在這個時期，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利益沖突是最理性的

　　如果說當今中國社會的大部分社會沖突是利益沖突，那么，大量的利益沖突的存在，以至有的發展成群體事件，會不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威脅呢？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歐美大量的社會運動興起。在此之前，社會沖突被看作是經濟變化和工業化的產物，會隨教育的發展和一個有產的中間階層的成長而逐漸消失。但在當時的社會運動中，卻活躍著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通過研究認為，這些運動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斷升高的期望，人們所想要的東西與他們實際預期獲得的東西之間存在差異，這是沖突產生的根源。欲望和預期之間的鴻溝被稱為“相對剝奪”。

　　在中國經濟騰飛的30年間，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形成合謀，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而眾多的弱勢群體卻在第二輪改革中成為改革的犧牲者。也許，從絕對數值上看，這些弱勢群體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雖然速度緩慢，但是因為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這一群體并不會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覺得幸福和滿足，而是會在“精英聯盟”贏家通吃的對比下產生“相對剝奪感”。

　　在這么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出現民工荒之前，農民工的工資十幾年沒有增加。紡織行業等一些傳統行業的工人的待遇也十多年基本沒變。一些傳統制藥行業工人工資甚至出現了下滑。在企業內部，工資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一些國企老總年薪以千萬元計。而社會再分配并沒有彌補這一差距。醫保本來是為廣大民眾提供福利的，而在一些地方，醫保部門越來越成為權力新貴，千方百計克扣百姓福利，一些人的應報款項無法報銷，而醫保資金卻大量節余。早在2004年，國家的公共政策就開始轉向，但因為長期形成的利益集團和社會權力格局等阻礙或慣性，所有為縮小社會差距的努力最終并沒有在民眾身上得到完全的體現。

　　可以說，在第二輪改革的博弈中，弱勢群體喪失了越來越多的利益，但是，只要沒有超過他們的耐受極限，便不會爆發大規模群體事件。近年，工人停工等事件也曾出現過，但只要資方做小小的讓步，把他們低得可憐的工資提高合理的幅度，他們便很快復工了。而包括廣受關注的甕安事件在內的大部分群體性事件，如果觀察其發展脈絡，便可發現如果事件能夠早點得到解決，根本不會發展到暴力沖突的程度。

　　有人這樣形容現階段的社會沖突：中國的社會沖突經歷了由知識精英主導的進取性爭權，到由工農為主體的反應性維權抗爭活動的轉變。前者的特點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幟下重構社會價值和政治體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內爭取和維護基本權益為特征。這些轉變和特征都是由社會利益結構以及由此決定的統治秩序所決定的。

　　某種程度上，社會沖突的階段和中國第一輪改革和第二輪改革的階段是相契合的。如果說在第一輪改革中，知識精英引發的社會沖突可能帶有政治目的，那么從第二輪改革起，以工農為主體的弱勢群體爆發的社會沖突事件，則更多屬于純粹的利益沖突，是“相對剝奪感”帶來的不滿，是為了維護自身一點可憐的利益的無奈之舉。

　　利益沖突和其它沖突最大的不同是，有很大的討價還價空間，也正因此，利益沖突被稱為最理性的沖突。這一階段的社會沖突，只要處理好其實政治風險很小。

　　 最大的危險

　　利益沖突之所以會演變成破壞性極大甚至政治沖突的原因，是因為弱勢群體缺乏利益訴求渠道，導致不滿不斷積聚，終于爆發。這就需要一個正常的利益表達與解決機制。

　　3月26日開庭審理的廣西法官黎朝陽死于看守所案，之所以能翻案，是因為死刑犯黃于新在行刑前，突然提出檢舉立功的請求，交代黎朝陽死亡的真實經過。而李蕎明之死能被撥亂反正，源自“躲貓貓”的荒誕不經。這類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太具偶然性。在強勢的權力機關面前，弱勢群體的利益難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4月1日，解決執法過程中當事人的非正常死亡，在全國公安機關相關會議上被列為公安部今年反腐倡廉的重點。中國需要的是制度化的東西，能夠從制度上避免這類案件的發生，給弱勢群體正當的利益訴求渠道。

　　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可能完全“消除”沖突和矛盾。但是，面對不同群體和階層的沖突和矛盾，必須有一套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來解決——公平解決。

　　眾所周知，目前真正束縛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是政治體制。市場和政府本來是相對應的，而在中國，市場的建立最初由政府強力推進，在這一過程中，權力機關被誘發出逐利的本能，最終導致市場的權力化和權力的市場化。很大程度上，公共權力成為謀利的手段。權力資本化使市場經濟畸變為“依附權力的經濟”。正因如此，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反壟斷法并沒有反行政壟斷。

　　許可證制度、審批制度、準入制度、政府定價、特許經營等等，正是公權和市場捆綁的結果。在這樣的畸形市場經濟下，利益均衡不可能通過正常博弈達到。單純的經濟高增長無法帶來安全感、人心穩定和社會穩定，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是社會不穩定甚至動蕩的根源。公權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平。

　　對于大部分社會沖突，如果政策適當，會大大減少以至消滅危機因素；如果處理不好，則可能會引爆大的危機。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美國面臨的危機最嚴重，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和突出。在沖突一觸即發之際，羅斯福新政的推出使社會歸于穩定。這是政府的作用。而目前中國很多社會矛盾的激化都和權力機關息息相關。公權私用，執法機關濫用暴力，個別地方政府行為的黑社會化，政府部門不作為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會矛盾。

　　中國社會今日的諸多社會沖突，必須通過政治體制及時轉型而得到解決和控制。國家如何實現其超越性與公正性，是人們的目光越過對一時穩定的維護與追求之后，亟待解決的課題。

　　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