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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中國制造遭遇困境（二）
http://www.whhswh.com 2008-09-17 10:20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誰又能知道呢。
出口基地：觀望中突圍
一個全部人口不過50萬的小鎮，卻擁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納1.5萬人入住，其中有4家五星級酒店、8 家四星級酒店和10家三星級酒店，幾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資建造的——這些，是厚街鎮為產業升級已經押下的籌碼。
撰稿•汪偉(記者)
在從東莞市區開往厚街鎮的出租車上，天已經晚了，我正打電話預訂晚上住宿的酒店，司機笑了起來。
“你根本不用預訂”，他懷著一種當地人特有的熱情說，“厚街到處都是酒店。”
此言不虛。厚街鎮距離東莞市區車程不到半個小時，汽車在雨后的闌珊燈光中沿著公路而不是街道駛入厚街，公路兩旁都隨處可以看到酒店的招牌。一掠而過的印象中，這些高層的酒店建筑似乎不應該出現在一個鄉鎮上，更何況數量是如此之多，而且寬闊的大堂里盡懸掛著些大型的、裝飾氣息十足的氣派吊燈。
盡管出租車司機主要在東莞市區營業，但大概不是頭一回遇見對厚街鎮上的酒店數量感到驚訝的客人，他把車停在選定的酒店門口，找零的時候不忘記用得意的口吻說，“厚街的酒店全世界都有名。”
是嗎？2008年的夏天，在廣州，一位經濟學家花了半個多小時介紹這個東莞近旁的鄉鎮，然而幾乎沒有主動提到這里的酒店。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里應該是酒店業密集之地。實際上，這里通常被稱作“家具之都”，還有人稱它是“亞洲鞋業之都”：這些中國特色的修辭里僅僅包含著一個珠三角和長三角都屢見不鮮的出口加工基地——厚街似乎僅僅因為發展最早和規模較大而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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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酒店的鄉鎮
厚街為什么被稱作“家具之都”和“亞洲鞋業之都”，是異常直觀的。沿著廣東省256省道，家具市場、木材市場和鞋料市場林立櫛比，從公路旁一直綿延到遠處的小山腳下。這些生產要素的集中意味著生產家具和皮鞋的流水線距此不遠。
這是個雜亂而又生氣勃勃的地方。不計那些一二十個工人和幾臺就設備組成的小作坊，厚街全鎮有規模以上家具廠4 00多家——數字不會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很難有人不對他們在厚街看到的一切感到驚嘆。一條望不到頭的家具大道里賣的東西無所不包，這里找得到做家具所需要的一切，從原料到成品到加工家具的機器，廠房一間接著一間，總共有5公里長。
看過了家具大道，僵硬的數字就變得有說服力了：厚街的家具廠里就業的人口據說超過了10萬人；厚街出口的家具數量，占到中國出口總數的20%。
但在今天，家具大道遠遠不是厚街的全部。如果你要到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的厚街鎮政府去，就會立刻被與鎮政府一街之隔的那個巨大的院落吸引住。建筑外墻統統涂成灰白色的院子里，不但有30層高的主建筑，還有漂亮的草地和寬闊的進門甬道。有人會告訴你，這是喜來登酒店。
盡管坐落在一個鄉鎮而非大城市，喜來登仍然不失其高檔，尤其是它與龐大的鎮政府建筑群比鄰而居的時候，一種強烈的象征氣息油然而生：在這個距離廣州和深圳差不多都是一個小時車程的南方小鎮上，繁榮的酒店業并不是市場水到渠成的選擇的結果，它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選擇和支持的結果，因此獲得了超常規的發展速度和規模。
厚街鎮政府并不否認他們對酒店業的青睞和支持，但是強調說，他們的政策并非一開始就是這樣。
“我們甚至考慮過要干預”，一位政府官員解釋說，鎮政府曾經覺得應該控制酒店的數量——幾年前，這里掀起了一股建酒店的熱潮，政府擔心酒店的數量很快會供過于求，大量投資將因為酒店無人入住而發生虧損。
最終政府改變了態度，并且意識到這可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家具和鞋類制造業相比，酒店業似乎是屬于明天的產業。
現在厚街共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納1.5萬人入住。其中4家五星級酒店、8家四星級酒店和10家三星級酒店，幾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資建造的——要知道厚街只是一個全部人口不過50萬的小鎮，酒店因此只能一間接一間集中在一條省級公路的兩旁；在內地很多地方，這樣的公路兩邊都是供跑長途的卡車司機落腳的“雞毛店”。
陌生的旅行者置身于漂亮但是空空蕩蕩的大堂，都難免想問同一個問題：酒店的入住率如何？這完全像是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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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產業
在過去20年里，讓厚街“全世界都有名”的并不是酒店數量，而是因為家具和廉價皮鞋。這些家具和皮鞋遠銷歐美，為當地人帶來了可觀的地租和房租，政府財政也從中獲益甚多。但近年來，這些家具廠和皮鞋廠一直讓人不太放心——20 06年開始，像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樣，厚街的皮鞋廠和家具廠也遭遇了民工荒。有些工廠因為請不到工人而倒閉了。
經濟學家一直津津樂道于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廉價勞動力看成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秘密所在，這種增長的脆弱在2006年終于顯露無遺。為了同成千上萬的同類企業競爭，獲得歐美客戶的訂單，厚街的皮鞋廠和家具廠的極力壓低成本以保持價格競爭力，企業的利潤因此低到再也無力為工人加薪。
扣除貨幣貶值因素，在過去的20年里，珠三角的工人工資不僅沒有上漲，反而一直呈下降趨勢，不僅如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大戰中不得不盡力壓低土地價格，而能源價格則因為中央政府的干預而低于國際價格。這一切，包括低水平的環境保護和人民幣匯率，才使得厚街制造的皮鞋和家具價格低廉，行銷海外。
但低成本的時代正在終結。原材料、人工漲價和人民幣升值引起的中小企業倒閉潮也波及到了厚街。制鞋業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李濤的亞洲鞋業協會的辦公室在厚街一個鞋料市場的7樓，他公布的數字說，珠三角共有五六千家鞋企，倒閉的有上千家之多。厚街鎮政府一位官員聽到這個數字后補充說，和制鞋業相比，其他行業受到的沖擊較小，厚街的投資仍在增長。
面對一時大熱的“遷廠”議論，厚街鎮政府的大小官員懷著憂心忡忡的心情，拜訪了許多當地的工廠。大多數人并沒有真的打算從厚街遷到內地或者越南去，這一點讓他們稍感安慰，但隨著利潤越來越薄，這些企業還能支持多久，就沒有人知道了。
走薄利多銷路線的出口企業面臨著三種選擇：漲價、關門或者尋找新的機會。這讓敏感的政府聞到了危險的氣息。官員們感到未雨綢繆的必要，他們請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江帆為厚街做規劃，后者在厚街做了一番調查后說，用兩句話就可以形容厚街，一句是“勞動密集型”，另一句是“低級城市化”。
得益于地理位置，東莞是1980年代最早的一批出口加工業基地之一，而厚街鎮的港資加工廠，即使是在東莞地區，也算是落戶最早的。這些延續了1950年代香港制造模式的加工廠，共同的特點是規模小，廠址分散。在工業園區的概念沒有形成的時候，厚街下轄的22個村和一個居委會，村長們都想盡辦法要把地租給香港人開廠。這種“村村冒煙”的工業分布形態被李江帆形象地稱作“麻雀戰”。
勞動密集型不言而喻，套用流行的“微笑曲線”理論，制造業的前端研發和后端的服務與營銷附加值較高，但都是在遠離厚街的歐美和港臺地區完成，留給厚街的是川流不息的流水線和大量外來人口。
厚街的戶籍人口不足10萬，而外來人口有40萬之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每天早上進入厚街的廠房，傍晚時分鉆進狹小的出租屋。他們幾個小時、十幾個小時甚至幾十個小時不停地在流水線上重復同一個動作，每個月掙來的工資大部分寄往老家，還有一部分流入了厚街房東的口袋。
厚街僅僅扮演了一個“地主”和“包租公”的角色。一手是工廠帶來的地租，一手是外來工帶來的房租，厚街本地的農民得以洗腳上岸。1980年代他們還在工廠里上班，但是許多年來，沒有自己開廠的農民儼然成了一個不小的包租階層。然而也僅此而已。在李江帆看來，他們雖然不是農民，但更加不是市民。他們生活在水泥路和下水道齊全的樓房里，不遠處就是徹夜不滅的路燈，鎮上有喜來登和星巴克，但是總面積126.15平方公里的厚街，根本算不上一個有秩序的城市。
厚街的麻煩不是厚街獨有的。隨著原料、能源、勞動力漲價和人民幣升值，以及環保成本的上升，為中國發展貢獻巨大的“三來一補”模式，頹勢已經十分明顯。作為“中國制造”毫無爭議的符號，厚街所在的東莞地區似乎整個陷入了對未來的擔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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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突圍
2006年東莞提出要進行社會、經濟“雙轉型”。2008年汪洋出任廣東省委書記，也提出珠三角要轉型。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解釋說，這句口號的根本是要升級東莞的產業。分散在各鄉鎮的制造業雇用大量勞動力，消耗了大量能源，制造污染，但面臨成本上升的大環境，抗風險能力差，利稅貢獻也并不大。
“騰籠換鳥”和“微笑曲線”這兩個詞經常能從廣東的企業家、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嘴里聽到。“騰籠”的意思是要把低端制造業從珠三角遷出去，讓出來的空間可以“換鳥”：吸引主要進行研發、服務和品牌營銷的企業活動進駐。這就是所謂“向微笑曲線兩段擴張”。
高科技、世界500強和服務業成了出口基地政府的新寵。現在厚街現在也許有一個對照物。開車從東莞市區向東北方向，走不多遠就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人工湖，看慣了廠房、職工宿舍和出租房的人，看到青山綠水間坐落的顏色淡雅的樓群，仿佛走進了大城市郊區的別墅社區。這個叫做松山湖的地方是東莞的高新技術園區，試圖發展高科技和創意產業。這種和東莞原有產業結構相去甚遠的規劃，被看作是東莞突圍的一個嘗試。
廣東省政府的規劃中，明確表示要把廣州發展成為金融業中心和總部基地。
這種行政意志迅速在一個垂直的系統中被反復強調，直到行政機構的最末端。厚街也在籌劃轉型，政府希望首先把分散的制造業集中到工業園區去，甚至鼓勵厚街的民營企業到外地投資，把制造業基地轉移到中西部或者國外，而把總部留在厚街。
林江坦承，這是有困難的。
盡管省政府的要求得到了最高音量的附和，但地方政府的轉型意愿并不都是那么強烈。即使在東莞，也不是每個鄉鎮都像厚街那樣，每一寸土地都見縫插針地建起了廠房。對很多地方政府來說，招商引資仍然是艱巨的任務，要他們人為地抬高地價，或者以產業升級為由，拒絕一些希望前來投資建廠的低端制造業廠商，是很肉痛的事情。
與20年前相比，中國利用外資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包括勞動政策和人民幣升值這種全國性因素，也包括珠三角和長三角地方政府新的產業規劃。根據商務部的數據，今年外資投資的增長勢頭明顯減緩。林江認為，各級政府都應該考慮兩個問題：中國的外資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招商引資的政策要不要繼續下去？
包括松山湖這樣的高科技產業園區在內，東莞今年的招商計劃并不順利。東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外資投資總額同比仍在增長，但項目數卻在下降。2007年前四個月東莞共簽訂了267宗外資項目，今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14宗，這已經是該指標連續第三個月下降了。
這給試圖轉型的政府帶來了更大的壓力。林江說，基層政府官員的意愿和能力將決定雄心勃勃的轉型計劃能否實現。但目前，大多數市、鎮、區政府仍在“謹慎觀望”。
地方政府對轉型存有抵觸情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教育、交通和公共事業都是鄉鎮自己出錢籌辦”，李江帆說，“上級政府又有什么權力要求鄉鎮這樣那樣呢？”
一般來說，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大型企業，但是在東莞，中小型企業也能夠從政府那里獲得最大的便利和必要的支持。厚街鎮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民營經濟辦公室，招聘了9名有大學學歷的員工，他們的職責是專門為中小企業辦理各種證件。如果你想在厚街辦廠，一位官員介紹說，3天就可以拿到全部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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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珠三角是中國中小型企業生存環境最好的區域——但這個榮譽的重要性似乎在下降。
一位謹慎的臺灣商人說，他“看不懂”這種產業政策。他的產品需要一些特殊規格的配件，但是臺灣供應商因為規模不大，無法進入東莞。這使得“行業整合無法進行”。
根據臺灣的經驗，很多技術革新是小廠做出來的，這使得上游廠商能夠不斷更換技術更好的供應商，以降低產品成本，使得產業鏈能夠不斷整合，以保持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
他認為，官員急于轉型，但并不真正了解“高科技企業”與傳統產業、大企業與小企業的關系，因此機械地拒絕傳統產業和小企業，不知道高科技企業和大企業要保持活力，需要后者的配合。
是時候來揭開厚街的酒店之謎了。
關于入住率的問題，酒店回答說，如果是會展期間，這里一房難求。
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謎一樣的奇跡，厚街就是兼具謎題與奇跡的中國經濟的最好代表。1980年代，這里只有一些粗放的港資加工廠，1990年代，這里成為舉足輕重的家具出口基地，并且水到渠成地每年舉辦兩次家具展。在行政之手的巧妙引導之下，展會本身從家具業里獨立出來，變成了厚街的支柱產業，而酒店不過是展會商業輻射的一部分。
在李江帆看來，這就是產業升級最活生生的例子。作為中山大學第三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李江帆深感轉型的困難，但也深感轉型的必要——根據他的經驗，政府在轉型的過程中能夠而且應該發揮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他擔心的是政府有時候會過于自信了。
兩難：“控通脹”還是“保增長”？
雖然要保持經濟增長率以保持穩定，但通過多貸款推動經濟，很可能引起危機。現在首先要面對的應該是通脹問題。
撰稿•陽淼(特約記者)
進入夏天，制造業的不景氣引起了最高決策層的關注，隨著政治局常委調研行蹤遍及“中國制造”的核心地帶，從緊的貨幣政策將趨于松動的預測就不絕于耳。“保經濟增長”漸有逆轉“控制通脹”，成為中央政策首要目標的跡象。經濟學家謝國忠就此接受采訪，談到他對制造業困境與控制通脹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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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發展模式更重要
《新民周刊》：出口不振、內需不足，原材料和資金成本連續上升，導致我國制造業舉步維艱，以致決策層最近接連視察制造業一線大省。宏調措施是不是該松一松,來應對這個困境呢？
謝國忠：現在的問題不在于調控措施的松與緊，而在于經濟模式不能再執行修修補補的策略，必須有一個大的變革。在經濟世界中，市場是大于政府的。很多事情，是經濟規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是各生產要素價格低估。以前的生產要素中，人力是近乎無限供應的，資源價格是被低估的，環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計。在1995年-2005年，盡管中國經濟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但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過剩的供給使勞動力市場呈現買方市場特征，工人們彼此間競爭，使他們的工資僅達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因此，他們并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現在這些要素都開始由市場定價，已經到了還債的時候。新《勞動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資的不斷提高，讓人力資源成本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低代價地大批提供；環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惡化，這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國際大環境決定的；資源價格現在由全球制定，油價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時代。過去那種發展模式不可能持續了，這不是幾個政策就可以扭轉的。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國經濟調整增長所依賴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
謝國忠：是的。上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于1998年國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礎設施建設，融入國際市場的結果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眼下到了再一次變革的時候。
目前最重要的幾點：有些制造業實際上已經是空殼企業了，要淘汰掉一批這樣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要靠品牌、技術、知識產權而不是價格和退稅跟別人做生意。油價上漲，世界財富在向資源輸出國流動，要想辦法打入石油生產國這些富國市場，降低對美國的依賴。
在支柱產業方面，城市化的策略應該被固定下來，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夠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效地利用各種資源。當城市化進程真正地推進時，房地產業才能健康發展，反過來成為經濟的重要支柱。
必須要放開資源價格。能源價格由市場制定，這是整個世界的現實。一味地人為壓低能源價格，補貼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業的真實成本，我還是要強調，市場大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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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游戲該結束了?
《新民周刊》：但是現在實行的價格管制政策客觀上降低了制造業的成本，使“中國制造”獲得了價格優勢。
謝國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目前的價格管制措施壓低了名義上的通脹率，但這只是一種對現實的掩蓋。生產要素價格被限制住，中國制造業的“價格戰”競爭模式和資源浪費的生產模式就不可能被改變，問題只能是拖而不決，不會自動消失。
前兩天剛有報道，浙江金烏集團的老總消失，還不起債，發不起工資，他只有逃到海外。將來會有更多的老總消失。很多企業現在其實就是靠“債務”生存，拆東墻補西墻，一旦資金鏈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債務泡沫就會破裂。
一些中國老板，名下有十幾家幾十家公司，仔細核算下來，總資產是負的。他靠這十幾家公司跟地方官員打好關系，貸來款，在內部周轉流動補窟窿，以此來實現“業績增長”。中國有多少家企業是靠品牌、技術成長起來的？大量的企業就是在這種債務游戲中作出業績，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數字；反過來，他們由此會得到批地、批貸款的優勢，繼續生存下去。但現在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成本一上升，銀行一緊縮，他們就挺不住了。
讓調整自己進行下去
《新民周刊》：政府是不是該出手干預，來阻止制造業的下滑趨勢？
謝國忠：我在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表達過這個觀點，就是在經濟調整的時候的話，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調整，而是用政策來預防社會上出現的一些波動。就像物價控制，現在用價格管制來控制通脹，但物價控制最終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個形式的通脹，隨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的下降，股市也下降。
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金為那些在高通脹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提供保護。目前已經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和高校大學生的補貼，如果有必要，政府應在這方面出臺更多的新舉措。
《新民周刊》：在制造業面臨困境的前提下，貨幣政策還應該繼續從緊？
謝國忠：當然。堅持不加息的聲音主要是擔心吸引熱錢流入，但問題是現在熱錢已經在流出。據我所知，現在香港、臺灣的熱錢都開始外流。我認為加息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熱錢流入的問題還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解決。首先，可以強化對資本賬戶的控制。盡管長期來看，中國將實現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沒有獨立貨幣政策，通脹在中國將不可控制。
其次，為了避免熱錢流入，中國可以提高長期儲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兩年或更長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脹率，類似于通脹保值債券。“熱錢”缺乏進行長期投機的耐心，所以，提高長期儲蓄利率不會吸引更多的“熱錢”流入，卻能夠為存款人提供一個安全屏障。
加息對制造業的融資可能會帶來影響，但這種影響遲早要到來，經濟結構不調整，單靠不加息來保護制造業是拖延而不是解決問題。但反對加息的實質性壓力更多是來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業，因為一加息，地方可能會倒閉一批企業，客觀上政績就會不那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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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仍將持續
《新民周刊》：要在控制通脹的前提下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謝國忠：在這種很關鍵的時候，雖然我們仍然要保持經濟增長率以保持穩定，但是不能夠在原有的模式上，通過宏觀的刺激，比如說多貸款，來推動經濟，這樣很可能引起危機。我認為現在首先要面對的應該是通脹問題。所以從緊的政策應該維持下去。通過我剛才說的經濟結構升級換代，淘汰一批沒有效益的“債務維持”型企業，來保持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
《新民周刊》：過剩的流動性推高全球通脹，因此有論者認為，我國目前的通脹屬于“輸入型”，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美元貶值、油價飛漲等原因所導致。你怎么看？
謝國忠：輸入型通脹只是一種說法而已。印度這么說，越南也這么說。通脹的確定成因只是一種爭議，永遠不會有真理性的說法出現，這只是思維方式的不同。
但不可否認的是，生產要素的變化是根本。生產要素從近乎無限供給到市場化定價，日本、亞洲四小龍都曾經經歷過這種轉變，而中國由于經濟規模巨大和內需問題，這一轉變過程可能需要持續10年。
《新民周刊》：你認為通脹會長期持續下去嗎？
謝國忠：有這個可能。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率約為10％，通脹率高于5％，名義GDP增幅至少為15％，內需也應該按這個速度同步增長，但現實是內需遠遠不足。目前中國的勞動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0％，怎么會有內需？這個數字連某些非洲國家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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