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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對于“工資增長”問題的研討

http://www.whhswh.com 2008-06-16 09:21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薪酬專家稱漲工資不宜直接掛鉤CPI

  工資統計數據和個人感覺為何相差大——

  “平均數”掩蓋了部分職工的低工資,目前統計有局限性

  “工資漲得像眉毛一樣慢,物價漲得像頭發一樣快”——去年以來,眼看著物價高漲,不少人發出這樣的感嘆。但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則顯示,2002年以來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增幅都在10%以上,不僅大大高于CPI的增幅,甚至超過GDP增幅。其中2007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4932元,較上年增長18%,工資無疑“跑贏”了物價。

  對這樣的統計結果,許多人提出質疑。“按北京市的數字,去年職工年平均工資39867元,但你看我的工資條,5年工齡、碩士畢業,月工資只有2240元。”在北京某電臺工作的盧小姐認為統計數字有點“虛高”。“平均工資每年漲10%多?可我已經4年沒漲過工資了。”孫林在一家兵器企業工作,對統計數字很疑惑。

  老百姓的感覺與統計數字為何“不搭調”?

  “首先要弄清楚工資的概念。”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這樣強調。他說,統計口徑的工資,包括基本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加班工資、單位從個人工資里代扣代繳的養老、失業、醫療、住房公積金費用等,并且是稅前工資。“有些人只把基本工資當工資,不把獎金、津補貼等算在內,多數人還會忽略單位代扣代繳的費用,這么比起來,不少人自己所說的工資肯定會比實際工資低一些。”

  其次,平均工資是一個統計概念。在職工工資總體增長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以及不同工薪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存在較大差距。一部分人群的工資快速增長會拉高“平均數”,從而掩蓋另一部分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恰恰是工資增長緩慢的低收入群體,受物價上漲、特別是食品價格上漲的沖擊比較大。”

  此外,目前的工資統計也有其局限性。現行的工資統計范圍只是城鎮國有、集體單位以及其他規模以上企業,沒有包括工資水平通常偏低、增長較慢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如果把這部分勞動者統計進來,統計數字肯定會有變化,平均工資水平及其增長速度將會降低和減慢。不過,伴隨著近幾年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大多數工薪勞動者工資增長的整體水平相信還是明顯高于CPI增幅的。”蘇海南表示。

  工資高低是誰說了算——

  企業依法擁有分配自主權,政府進行宏觀調控,不會“一刀切”漲工資

  “為什么他的工資那么高,我的這么低?為什么他們單位職工工資年年漲,我們單位幾年都不漲?”談起工資,不少人一肚子怨氣。北京市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9867元,但有57.4%的職工工資在平均線以下。其中,證券、銀行、航空運輸等行業平均工資在10萬元以上,而紡織等行業的平均工資則低于2萬元。工資高低,究竟由哪些因素決定?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工資表現為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企業依法擁有分配自主權,政府對企業的工資管理表現為宏觀、間接的調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邱小平司長介紹說。這種體制下,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主要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一是勞動力市場供求,“年薪20萬元招高級技工”的背后就是供不應求;二是勞動者本身的人力資本投入,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往往勞動報酬也較高;三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和勞動者為企業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通常效益好的企業員工待遇也比較好;四是企業內部是否建立了集體協商機制等。此外,職工工資也受同行業、同地區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影響。政府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制定和調整最低工資等保障性標準,通過出臺工資指導線等發揮對企業工資分配的指導作用,通過建立工資協商制度來促使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等。

  不過,還是有人擔心,政府的這些調控手段大多是指導性的,“要是老板就不給我們漲工資怎么辦?”“政府不能強制企業統一給職工加工資嗎?”甚至有的人開始懷念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指令性要求企業漲工資的機制。

  “還是要按市場規律辦事。”邱小平說,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再強制規定各類企業都要按一個什么樣的比例漲工資是行不通的,用人單位在市場上的經營狀況各不一樣,“一刀切”地讓企業漲工資,有些企業可能根本做不到,“漲工資”就成了空話,甚至對就業產生負面作用。

  工資增長與CPI掛鉤是否可行

  工資增長與CPI掛鉤是否可行——

  工資調控應考慮物價因素,但硬性掛鉤易推高通貨膨脹

  政府在什么樣的情形下應當對工資進行干預?許多老百姓認為,當工資漲幅落后于物價漲幅時,政府就應當采取措施,使工資與CPI掛鉤,讓工資增長與GDP保持同步。

  工資增長與CPI掛鉤是否可行?“政府在調控工資時,肯定要考慮物價因素,但不宜直接硬性掛鉤CPI。”蘇海南表示。

  他介紹說,與CPI直接掛鉤硬性推動工資上漲可能“聽起來讓人高興”,實施后未必會給普通勞動者帶來“真實惠”,這已經被國際國內的有關實踐經驗所證明。因為這近似于強制性地提高了勞動力成本,會進一步傳導至商品及服務的價格,造成職工名義工資普遍增長、物價上漲更多、職工實際工資并無增長甚至萎縮的局面,并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工資較低的勞動者生活會受到更大影響。

  “當然,政府在對工資調控時一定要把物價因素考慮進來。”蘇海南說,這意味著要更多地考慮受物價上漲影響較大的低工資群體,使這部分人的工資得到增加。通常包括兩方面的措施:一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二是給予低收入者直接的物價補貼、社保補貼等。去年全國27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平均達到15%,許多地方同時調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等,就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

  工資增長該不該與GDP保持同步?蘇海南介紹說,在局部地區、某些年份,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可能出現忽然的下降或上升,這是正常現象。但從宏觀上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在一定時期,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往往很穩定。而我國的這一比重在2003年前一直在50%以上,2006年則降至40.6%。“這樣快速的下降,說明當前收入分配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也說明中央要求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什么樣——

  核心是建立增長的共決機制,不會違背“工資能高能低”的市場原則

  物價的持續上漲使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顯得格外緊迫。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意味著什么?有的人說,有了這個機制,大家的工資就都要漲了。但也有企業經營者提出,推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會違背“工資能高能低”的市場原則。

  據了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會同發改委、國資委等組成了“健全企業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課題研究小組,就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進行了專題調研。

  “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是指企業職工工資隨經濟效益提高及其他有關因素變化而相應協調、合理、持續增長的制度化的運行方式。既包括工資總額、平均工資的合理增長,尤其是生產一線職工和農民工、勞務派遣工等人員平均工資的合理增長,還包括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職工工資實際購買力的提高。”參與這次調研的蘇海南解釋說。

  據介紹,這一機制的核心是建立以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為基礎的職工工資共決機制,工資集體協商即其中主要方面。目前我國經審核通過的當期有效集體合同已達60多萬份,覆蓋職工9000多萬人。今后,政府還將通過經濟、法律、信息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進職工工資共決機制的形成,使職工敢談、會談,企業愿談,最終談得攏。

  政府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職責重點。宏觀管理上主要是做好工資指導,包括促進低收入職工工資提高,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不因物價上漲受影響。對國企主要是規范人工成本預算管理、防止壟斷企業工資過高、增長過快,理順其內部工資分配關系。對欠薪等關鍵是建立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并及時查處。

  “正常增長,是指通過制度安排和設計,職工工資保持一種長期的、常規的、動態的、持續的增長趨勢。這不等于集體漲工資,也不是說勞動者的工資只能漲不能落。”蘇海南表示,如果企業效益快速上漲但職工工資沒有跟上,這是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應當糾正的,但即便如此,不同的勞動者之間也應當根據能力、貢獻等合理拉開收入差距,效率和公平都要兼顧。

  本報記者白天亮

  北京企業最低工資至少上漲3.5%

  繼上一年度北京市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絕對量達到最高值后,在昨日北京市勞動保障局發布的2008年全市企業工資指導線方案中,工資最高上漲線和最低上漲線又均較去年有所提高,其中北京企業最低工資指導線首次確定為3.5%。北京市確定的2008年CPI漲幅目標是3.5%。

  最低工資下線首次突破零增長

  今年,北京將企業工資指導線下線確定為3.5%,即企業在當年經濟效益有所下降或經營虧損時,該企業的工資水平可比去年增長3.5%。業內專家表示,這是北京首次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3.5%,主要原因是受CPI持續上漲的影響。

  在往年的企業工資指導線方案中,市勞動保障局都將企業工資指導線的下線定為零增長或負增長,同時要求,當年企業支付正常勞動職工工資不能低于本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

  但今年,經營虧損、職工工資發放出現困難的企業,經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可以安排本企業工資零增長或負增長,支付提供正常勞動職工的工資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資標準(即730元/月)外,當年經濟效益有所下降的企業,還可以按照最低增長3.5%的標準安排職工工資。“這給了企業又一個安排最低工資的選擇途徑。”專家分析指出,企業可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安排職工工資。

   職工工資最高上漲16.5%

  北京200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由3條線構成:基準線、上線(又稱為預警線)和下線。今年,市勞動局根據北京市經濟發展預測和國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有關政策,通過測算,提出的企業工資指導線基準線為11.5%,較上一年度增長2%,這是針對生產經營正常、經濟效益增長的企業提出的;而在2006年、2007年效益增長較快的企業,其職工工資最高上漲為16.5%,也比上一年度增長2%。

  此外,市勞動保障局明確提出,企業漲工資時應向提高工資水平偏低的生產一線及技術工人傾斜。生產一線及技術工人崗位人員平均工資水平不增長的企業,經營者工資不得增長。

  欲突破增長上線須向國資委報批

  市勞動保障局建議,全市要對不同經濟類型企業采取分類調控與指導。其中,北京市屬壟斷行業的企業及國家財政補貼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幅度一般不得突破基準線;北京市屬競爭性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及已不享受國家政策性補貼的城市公用事業(2302.074,-189.70,-7.61%,吧)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一般不得突破上線(預警線)。

  工資增長欲突破上線企業須符合4項基本條件,并按隸屬關系,分別由北京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企業上級主管部門審批。這4項基本條件包括:上年職工平均工資均低于全市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60%;2008年預計企業經濟效益將實現顯著增長;企業人工成本狀況(3項比重指標,即增加值、銷售收入和成本總額),勞動生產率指標處于同行業較好水平;完成當年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指標。

  同時,對近兩年職工平均工資增長過快的企業,市勞動保障局將會同市有關部門加大監督管理力度,列為企業工資內外收入監督檢查的重點。

  商報記者 鄧琳

  不同企業實行工資分類調控

  ■生產發展正常、經濟效益增長的各種經濟類型企業:

  上年平均工資為本市上年職工平均工資兩倍以上的企業,工資增長幅度應當低于基準線;上年平均工資低于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水平60%的企業,工資增長可以高于基準線,但增長后平均工資不得高于上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上年平均工資低于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水平40%的企業,工資增長必須達到或超過3.5%,但增長后平均工資不得高于上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

  ■經營虧損、職工工資發放出現困難的企業:

  經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可安排本企業工資零增長或負增長,但支付提供正常勞動職工的工資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資標準。

  人大人力資源系主任:08年工資增長比物價快

  專家認為,目前我國的工資制度仍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醫療、住房體制都進行了改革,唯獨工資制度沒有改革。以前醫療、住房都是福利性的,職工的工資就是用來吃飯的。但現在,職工的工資不僅用來吃飯,還要用來看病、買房等。應時之需,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具備了給職工漲工資的能力,到2020年,漲幅達到3~4倍是沒問題的。

  □本報記者溫淑萍 郭新磊

  2008年1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一場人力資源管理新年報告會上傳出工資將上漲的聲音。此前,該校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文躍然更是高調指出:“2008年我們的實際工資增長會比物價快。”

  去年,不斷飆升的物價,為眾多市民的生活消費結構帶來了難以言喻的尷尬,而盼望已久的工資卻不見紅線飄揚。因此,文躍然的觀點一拋出,立即就吸引了眾多的眼球,人們開始懷著竊喜與猜疑的心情談論這場姍姍來遲的工資變革。

  “2008真是一個吉利年,這幾天同事們談論的話題都是有關工資的。”一位在私企打工的劉小姐稱。

  工資將上漲,無疑成了2008年的開門紅。但有些人仍抱有懷疑態度:“工資真的能漲過物價嗎?工資上漲的同時物價就不會跟著上漲?那時人們還不是一樣買不起房、看不起病?”

  對此,文躍然回復:高工資、高物價、高生活質量的日子總比低收入、低物價、低生活質量的日子好得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有了給工人漲工資的實力,這一時間早應該來了。

  工資能漲過物價?

  文躍然認為,在現有的產業結構下,勞動力結構性失衡。勞動密集型產業里勞動力供過于求,再加上我國工會組織發育還欠成熟,使得在勞資博弈中勞方不能處于與資方平等的位置。因此,建立一個高工資支付的經濟,而不是一個工資節省的經濟,對中國更加有利。

  文躍然說,在工資增長方面,其核心是實際工資增長,也就是排除物價等因素以后的增長。“最大的消費支出——房子現在增長的勢頭其實在趨緩,而且在下降。”文躍然肯定地說,“一定要預測2008年的話,2008年我們的實際工資增長會比物價快,所以實際工資會增加。”

  在分析具體原因時,文躍然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說,目前房價已經趨于穩定,明年即使增長也是趨緩的。在政府的調控下,相信2008年增長不會太快。由于房價上漲的空間很小,所以其漲勢應該是趨緩狀態。再加上政府的“回籠貨幣”政策,使物價整體漲勢很慢。

  而且,國家取消了“工資準入標準”制度(給職工開工資以前實行總額控制),也取消了“民營企業工資增長控制條款”,使民營企業職工漲工資不再受限制。再加上勞動合同法規定“不能無故減少職工工資和辭退職工”。綜合這幾方面來看,2008年職工工資增長要比物價快。

  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未來工資增長前景,文躍然預測:到2020年,工資總額有3~4倍的提升空間,人均工資約有2.4~3.2 倍的增長空間。

  針對3~4倍的增長幅度,一些人認為,到2020年工資才增長3~4倍,是跟不上物價的增長速度的。同時在網上的評論當中,最常見的是“通貨膨脹”這個詞。

  網友“阿魚”認為:“就算到時工資能提升3~4倍,沒準物價已經提高7~8倍了!”

  “高工資、高物價、高生活質量,相信比低收入、低物價、低生活質量好得多。”文躍然說,將來即使物價再漲,職工的工資將會比物價漲得快。因為政府會有很多控制物價的手段,以確保工資增長水平超過物價增長。

  夏學鑾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十七大已經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中央非常關注民生問題。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工資制度、福利制度已經到了重構的階段,之前工資改革的需求就已存在。因此,工資上漲是必然的。

  “從職工工資的狀況來看,它仍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夏學鑾說,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醫療、住房體制都進行了改革,唯獨工資制度沒有改革。而以前醫療、住房都是福利性的,職工的工資就是用來吃飯的。但現在,職工的工資不僅用來吃飯,還要用來看病、買房等。由此,職工的生活水平肯定會下降,民生問題必定突出。

  同時,夏學鑾認為,改革總是應時之需。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具備了給職工漲工資的能力,漲幅空間在3 ~4倍是沒問題的。

  既然有了漲工資的經濟實力,但是能否實實在在漲到老百姓手里?夏學鑾認為這要看政策的調控力度。“相信工資上漲會很快實現。比如農民免農業稅,說免就免了。現在轉到了城市的民生問題上。”夏學鑾說,通過現在政策實施的進度看,到2020年,職工工資肯定會達到一個與中國經濟相應的水平,那時人們會買得起房、看得起病。

  “企業不給漲”怎么辦

  在眾多市民憧憬著工資上漲為其帶來寬裕的生活時,有人對此表示出擔憂:“企業愣是不給你漲怎么辦?”

  “集體協商?協商不通怎么辦?罷工?改革這么多年有幾個企業給職工調過工資?不僅如此,部分企業的老總們一天到晚還在搞“下崗”、“減員”、炒“魷魚”,協商了還不走得更快些?真是辦公室里說話不腰疼。”一位擔憂人士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對此,文躍然認為:“效益不好的企業,工人工資的漲幅可能會比較低;而效益好的企業,工人工資可能會漲得比較快。比如中石油的員工,他們的工資漲勢就會很快。在全社會大部分企業都給工人漲工資的情況下,如果部分企業不漲將會導致企業人才流失。而為了留住人才,一些企業只能給工人漲工資。當然,一些沒有能力給員工漲工資的企業應另當別論。”

  “市場、《勞動法》兩方面的約束會使工人漲工資的事情順利成行。”文躍然提出論斷。同時他表示,企業所得稅調整后,企業繳納稅率降低到了25%,使得企業利潤增大,更有了漲工資的空間。

  “企業可以拿這部分錢給工人漲工資。”文躍然說。

  歷經人大五次審議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稅法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到了25%。

  而在新企業所得稅法還未面世前,就有人提出,企業稅率下降后該考慮給員工漲工資了。

  “企業所得稅一下由33%降低到25%,公司可以提前扣除職工工資后核算企業的贏利,然后再根據營業收入來繳納企業所得稅。公司就可以考慮適當地給每個員工增加工資了。”公司職員張先生說。

  漲工資是員工們的共同希望,但漲不漲、漲多少還要由企業說了算。對于部分人士擔心“企業不給漲”的問題,夏學鑾教授說,這個現象可能會存在,但將是極個別的,因為整體的環境是給工人漲工資,不漲的企業會面臨公眾的聲討和政策的壓力。

  以法律保障增長機制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孫寶樹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匯報時指出,目前,全國出臺地方性工資法規或規章的省份達1 2個。最低工資制度得到落實,各地按照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的要求,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06年,全國各地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絕大多數調整幅度在10%以上,調整幅度最高的達到64%,2007年,有21個省份又進行了調整。

  但因為各種生活消費、教育投入等方面的成本也在增加,加上有的企業采取規避機制,仍堅持最低工資標準制度,造成多年來職工平均工資大幅度增長,但部分職工的實際工資卻依然落后于社會平均水平。

  在肯定工資上漲的同時,文躍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工資增長這方面會不會有落實不到位或者執行不得力的現象出現?對此,文躍然給出的途徑是“政府要起主導作用”。

  同時,他指出,正在起草的《工資條例》提出“老百姓工資增長收入超過管理層收入”,將規避我們所擔憂的現象。

  “這幾方面形成合力,讓老百姓的工資增長不再是水中月。”文躍然說。

  針對部分企業和用人單位經濟效益持續增長,卻仍然以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的行為,勞動保障部作出了新的規定:對生產經營正常、經濟效益持續增長的用人單位,原則上不得用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勞動的工資。因生產經營原因,確須用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全體勞動者或者部分崗位勞動者工資的,應當經過全體職工或者職工代表大會同意,并且報當地勞動保障部門備案。

  孫寶樹透露,勞動保障部將抓緊研究起草《工資條例》,屆時,工資問題將納入法制軌道。

  此外,隨著工資增長的呼聲漸漲,近年來,壟斷行業職工高工資的現象也越來越引起社會關注。

  在勞動保障部辦公廳副主任尹成基看來,由于地區、行業差別,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有一定差距,在高收入者對工資整體水平拉動時,會有一部分人感覺不到工資的快速增長。

  記者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工作人員處獲悉,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壟斷行業工資過高問題,國家有關部門也正在研究探索對壟斷行業平均工資實行限高封頂的辦法。

  副作用:產業升級帶來的失業

  在漲工資的呼聲下,不少人在期待工資上漲的同時,也擔心企業是否能承受這一波成本壓力。

  即使是提出工資增長3~4倍的文躍然自己也說:“職工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會導致產業競爭壓力加大,迫使產業轉型。”

  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臺灣,由于勞動力短缺和工資大幅上漲,使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逐漸喪失優勢,從而開始了產業升級和轉移。至上世紀90年代,臺灣企業向大陸大規模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大陸的工人成本只有臺灣的2 0%。

  作為仍處于發展中的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前來中國投資的世界知名企業中,看中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企業不在少數。

  隨著普通職工對工資收入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企業也在分析預測,是否將面臨一次因勞動力成本增加而引發的洗牌危機?

  2006年3月27日,美國《商業周刊》曾報道,中國勞力成本的上升已經影響到外國企業在中國的運作方式,美國公司及其供應商開始重新考慮是把工廠轉移到工資和勞動力價格更低廉的中國內地,還是遷到越南和印尼這些低成本國家。同時,一些制造商已開始避開像上海、蘇州、深圳等較發達的城市。

  事實情況也正如此,隨著工資水平持續增長,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將大幅度降低,由此引發的則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一次優勝劣汰,以及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向技術密集型行業的轉變。與此同時,有可能引起社會失業人數的增加。

  文躍然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采訪時,并不掩飾自己對可能出現的產業轉型問題的擔憂。但他認為,這也是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或者說是職工高工資的一個必然結果。

  王文琦:工資增長是最起碼的發展共享

  物價持續上漲,工資穩如磐石。漲還是不漲?是不是該跟著CPI一起有所表現?這是一個百姓很關心的問題。讓工資跟CPI一起往上走,起碼不要跑輸CPI,大多數老百姓希望如此。但日前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稱,與CPI直接掛鉤硬性推動工資上漲會造成職工名義工資普遍增長、物價上漲更多、職工實際工資并無增長甚至萎縮的局面,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

  蘇海南的擔憂似乎不無道理,將工資上漲與CPI掛鉤,容易導致企業成本上漲,進而拉高產品出廠價格,引發更高的通貨膨脹。然而,工資增長與通貨膨脹加大并非簡單的傳遞關系。工資增長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很多其他途徑,把工資增長的不利因素消除,比如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科技水平,等等。但在我國這樣一個工資偏低的國家,增加居民收入卻是一個“鐵”要求。一方面,現階段居民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比較低,即使CPI不漲,也要提高工資;另一方面,百姓要共享改革發展的利益,怎么共享?增加收入就是最起碼的共享。

  實際上,工資增長要不要與CPI掛鉤,本質就是該怎么建立一個科學的工資增長機制。依筆者之見,CPI即便不能直接作為工資增長的依據,也應該成為一個重要參數。當CPI持續增長時,居民生活壓力增大,如果收入增長跟不上,可能導致生活質量降低甚至威脅溫飽。因此,工資的增長應當考慮CPI因素。今年2月,面對CPI的高位運行,全國不少地方相繼上調最低工資,就是一個現實例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也曾經說過,“如何調薪,CPI確實是應該考慮的因素”。

  然而,CPI并非一直都在漲,如果硬性將CPI與工資增長掛鉤,那CPI降低的時候工資難道也要回落?這實際并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長這個長期任務的實現。有鑒于此,CPI只能作為一個重要的調整工資的參數,根據具體的情況來確定工資是否要升。

  目前,我國的工資形成機制基本上是單方(資方)說了算。而對CPI感覺比較敏感的多是工薪階層,因此,要從制度上讓工薪收入者能夠在工資增長機制中有表達自己愿望、參與調薪決策的權利。一個多贏的工資機制,應該是多方合理博弈的結果。從企業微觀環境來看,強資本和弱勞工格局一直存在。正因為如此,正在征求意見的《工資條例》將建立一種“工資共決機制”來打破這一僵局,即通過政府、企業、工會組織建立的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找到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利益均衡點,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工資調整方案,使工資水平調節滿足各方的利益要求和價值取向。

  當這樣的機制成熟時,我們可以再設想一下,在CPI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如果有的企業多年不加薪,則它的員工的生活必然遭受較大影響。這樣,在新機制的作用支持下,員工們就可以因為CPI的上漲而啟動調薪機制,與企業主平等對話、協商,最終實現薪水與企業利潤之間的平衡。毫無疑問,當這個機制真正建立之時,工資增長就不是一個和什么掛鉤的簡單問題,而是成為一個實實在在握在所有工薪階層人士手中的權利。顯然,這才是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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