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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對"中國制造"說了一年"不"字的家庭的經濟學實驗，使中國讀者認識了薩拉·邦焦爾尼。這位４０歲上下的美國主婦曾經是資深的商業記者，獲得過美國商業編輯和作者協會的最佳商業報道獎。 
　　２００４年的圣誕節，薩拉驀然發現，家里３９件圣誕禮物中，"中國制造"的竟然有２５件。環顧四周，處處貼有"中國制造"的標簽。十年來，薩拉習慣于根據商務部的數據報道國際貿易及其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并以此見長，現在她卻發現，數據表上那個相隔７０００英里的國度已悄然"占領著"自己的家。出于好奇，薩拉想看看像她這樣的普通美國家庭是否真的需要中國。２００５年元旦她和她的家庭開始了歷時一年整的離開"中國制造"的日子。沒想到，這一決定徹底打亂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薩拉也開始對"中國制造"有了新認識。 
　　經濟全球化把世界帶進了全球分工的時代，許多消費品是由多國共同作業的流水線制造出來的，中國只是其中的一環。于是，如何界定"中國制造"成了薩拉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她把商品是否有"中國制造"的標簽作為標準，并把一年的大部分時間用在了辨識標簽上。 
　　離開"中國制造"，對于美國的中產階級而言，意味著失去絕大部分物美價廉的玩具、五金、鞋子和太陽鏡，甚至連生日蠟燭都成了問題。同時，"中國制造"還在不知不覺中從低端產品走向了高檔領域。存心挑刺的薩拉在中國產的高檔成衣面前"很想責備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但終沒能完成（挑出毛病的）艱巨任務"。 
　　一年下來，全家人筋疲力盡。２００６年元旦的曙光宣告著"禁令"的終結。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薩拉把這段經歷發表在《基督科學箴言報》上。２００７年６月，同名著作《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一個美國家庭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真實生活歷險》在美國出版，如一石激起千層浪。 
　　此時正值中美貿易摩擦不斷的敏感時期。一方面，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在全球引起注意，從寵物飼料迅速擴展到海產品、藥品、牙膏、玩具等。一時間，"中國制造"在一些人心中如同洪水猛獸。另一方面，中美貿易順差不斷加大，在１１４１億美元的差異中，從２００７年５月下旬開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華盛頓先后迎來了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第四次中美戰略對話。盡管薩拉在書里書外一再強調，她并非針對中國，"對中國既無敵意，也無意識形態之爭，目的只是單純地想讓美國人意識到自己同國際貿易體系的緊密聯系"，但還是阻擋不了美國人對于"中國制造"的熱烈討論。一邊是擔心中國制造業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一邊則難舍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一位美國教授道出了美國人的普遍想法--"對于中國，我們愛也不是，恨也不是。" 
　　薩拉不是專家，也非學者。當她最初決定嘗試擺脫中國產品的時候，她肯定沒有想到，日益細化的全球分工早已把各國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很難從中剔除掉某一個元素；當她像大部分美國民眾一樣，抱怨中國的競爭"讓２００萬美國人失業"，"美中貿易逆差連創紀錄"時，她也不會知道，中國工廠里的工人實際上搶的是美國工廠里大機器的"飯碗"，"順差在中國，利潤在歐美"，每個售價２０美元的芭比娃娃只有約３５美分留在中國；當她在書里闡述廉價勞動力、低估人民幣和政府補助讓"中國快速成長為世界日用品的頭號生產地"時，她也絕對不會預料到：實驗過后不到兩年，在中國，人民幣升值效應開始兌現，勞動力成本優勢后續乏力，對于環境和勞工權益的保護法規也在逐步落實，中國制造業正在面臨新的挑戰。但是，在中美貿易紛爭不斷的２００７年，薩拉在媒體上不斷呼吁，反對抵制中國產品，因為切身經歷告訴她"沒有’中國制造’，你可以活下去，但會活得越來越艱難和昂貴"。 
　　現實中的薩拉一頭金發，身材高挑，"活脫脫是個美國人"。誰承想，３００年前，薩拉的祖先竟是位張姓中國人。孩提時，薩拉的頭上偶爾會冒出黑頭發，她的女兒亦如是。她的弟弟穿越了亞洲，她的祖母是單眼皮，她的母親曾大吃北京烤鴨，最愛紅色的母親解釋道，"這是’天性’"。而薩拉同中國的聯系也不止于生活和血緣。２００５年，薩拉成了自由撰稿人后，不斷在《上海日報》上發表文章。而她的書在美國出版不到半年，中譯本就在中國發行，并引起中國媒體的極大興趣。 
　　對薩拉來說，離開"中國制造"的日子"太難了"。而對國人而言，離開"美國制造"也非易事。其實，不管是"中國制造"還是"美國制造"，大家都是"全球制造"中的一個元素罷了。